现代社会法的治域不断扩大，深刻地影响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对法律实施资源的需求和依赖更为严重。
而且，在中国历史上，这两种不同的世界观由于方法论的相通相同而能够共生共存以至对接协调的情形，不仅有先例，甚至可以说其本身就是中国的传统。在这个过程中，法或者说德礼与刑罚，亦即礼法的价值，就是要通过对秩序（道/法）与正当（德/礼）的建构，达到责任与权力、义务与权利差序格局的制度化、现实化，从而引导和规范人成长为成人。
然而，编者对中国传统社会礼教/刑罚与治乱/盛衰的关系，以及宋、元、明、清诸律对唐代礼法结构模式继承的认识，应该说是客观的，最起码它向我们描述了一个基本的历史事实。就其可能性而言，传统中国的主流哲学（即基本的世界观）是道的世界观，道的世界观在宋代及以后就是理学世界观，而理学世界观实际上是理气统一的世界观。如何认识和顺应这个挑战？中国传统法理学中关于天人合一的生命哲学，或者说万物有机的生命世界观，将是对机械唯物论和原子世界观的非生命性的一种超越，其可以在法的哲学上形成道德对功利的引导之势，以促进人的类本质在法律中的实践和实现。所以，这两个变化将从根本上挑战现行法学的根基，也就是说，物质世界观、功利法理、权利本位、权利—义务法律关系轴心将受到有机世界观、道德法理、责任本位、责任—权利法律关系轴心的挑战。人民政法工作和军事工作、经济工作、文教工作一样，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下，从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逐步积累起丰富的经验，形成了自己的优良传统。
法是德礼与刑罚，亦即礼与刑，或者说礼法结构。实现法的价值的方法在形式上是礼法结合、德主刑辅，而实质上还是基于道德、合乎道德，亦即基于道德一体、合乎德生道成。因此，我们要在学术的脉络下理解、以学术的逻辑阐释、用学术的方法分析美好生活的丰富内涵。
党的十三大报告、党的十四大报告、党的十五大报告、党的十六大报告、党的十七大报告继续沿用这一说法。本文拟围绕着本次论坛的主题，对论坛上的学术观点进行综述，并置其于特定学术脉络之下，以相关理论背景为参照，辨析其学术创新与贡献，甄别其潜在的理论增长点，对未来研究进行展望，以期后来者在此基础上进行新的理论赓续。在此方面，本次论坛取得的共识如下：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社会主义法治最根本的保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体内涵。[56] 在法治发展中，以人民为中心、以人民为主体，坚持法治的人民中心地位和人民主体价值，要做到如下两方面：一方面，必须坚持法治为了人民、造福人民、保护人民。
[30]报告以美好生活开篇，以继续为美好生活奋斗结尾，构成了完整的、体系的、丰富的新时代人民美好生活的政治叙事。另一方面，必须坚持法治依靠人民。
法理思维在知识、理论和方法论上蕴含的富矿尚待法学学者悉心而科学地发掘、开采。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相互促进。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在法治领域体现为：全面深化司法改革、政法改革和法治改革。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学者们在论坛上并未达成共识，争议仍然存在。
其理论要旨在于，美好生活需要和权利具有本质上的同构性、理念上的一致性和制度上的衔接性。[3]《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82页。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为全面依法治国的首要基本原则，必须把党的领导贯彻到全面依法治国的全过程和各方面，必须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法治发展的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48]通过法治实现美好生活何以可能及其限度问题，更深层次的研究将逃不脱这种理论追问，以避免落入法律万能主义之窠臼。
参见[德]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原理》，苗力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55页。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中国法治现代化新征程的第二步，即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设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全面实现法治现代化，全面建成法治中国。
另一种表达方式是，美好生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有学者认为，美好生活的实质是幸福感、尊严感和安全感。
万千的学问家和实行家，不懂得这种方法，结果如堕烟海，找不到中心，也就找不到解决矛盾的方法。但对于社会主要矛盾命题，我们需要完整引述，并对其作体系化理解。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变化，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精粹，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逻辑起点和理论依据。一旦承认上述前提，那么顺理成章的命题就是，国家可以介入对什么是美好生活这一问题的判断，并且可以引导人民对什么是美好生活的认识，更要通过科学理性的组织来激励人民积极参与美好生活的建设实践。日本《宪法》第13条规定：一切国民都作为个人受到尊重。[58]参见习近平：《在中国政法大学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7年5月4日,第1版。
一个需要的满足要求另一个需要的满足服从于它，或者要求另一个需要牺牲其满足，等等。[2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04页。
另一方面，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大力提升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在近期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的攻坚战。我们期待更多学者在本次论坛的基础上进行新的理论赓续。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认定：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55]参见李林：《开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新征程》，《环球法律评论》2017年第6期，第27页。
[62][美]诺内特、[美]塞尔兹尼克：《转变中的法律与社会——迈向回应型法》，张志铭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6页。[2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页。历史证明，社会的迫切需要必须而且一定会得到满足，社会必然性所要求的变化一定会给自己开辟道路。[40]See Brain H. Bix, A Dictionary of Legal Theo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4, p.188.利益理论的发展脉络包括边沁、耶林、庞德、麦考密克、大卫•里昂斯、拉兹、克雷默的利益理论。
[50]在我国，美好生活不仅仅是公民个人权利的自由获得，更主要是国家的责任。权利是法律与需求的逻辑连接点，权利与需求的逻辑中介又有二：意志和利益。
[34]参见[英]莱恩•多亚尔、[英]伊恩•高夫：《人的需要理论》，汪淳波、张宝莹译，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55页。[9]这段话的要义是：从现在到2020年，我们工作的重点是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的攻坚战。
经由法律的理性对需要进行调控，如此，才能实现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对于第二种表述，值得注意的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与法治也是密切关联。
[34]第二，人的需要并不都是有效的需要。第二，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重在系统改革。综上所述，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命题体系主要包括以下内涵：为了更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必须强调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也有学者指出，宪法有三处提及人民尊严，并强调我国的人民尊严不是德国基本法中的人的尊严，也不仅是民法中的人格尊严，而是通过点点滴滴汇聚而成的人民尊严。
[19] ‘价值这个普遍的概念是从人们对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第三，更好满足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更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这是最终要达到的目的。
在此意义上，人民美好生活的需求与法治的需求具有相关性。当代社会人的尊严成为法治的根本准则，在人的尊严得以关怀的前提下，按照尊严的法律要求，人们必须拥有体面的生活。
（二）法律发展的新阶段 美好生活需要的法律回应，要求中国的法律制度向回应型迈进。从革命到后革命的时代变迁，带来了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稳定建设和平发展这一政治重心的转换。
